安丘文化 安丘的由来

安丘有着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安丘县志最早编纂于何朝何代？为何被青州府评为明志？安丘马氏世家与安丘县志有着那些渊源，以及县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文化长存，史志有功！每部安丘志书，都是安丘的百科全书，85岁的张乐圣是新编《安丘县志》的主笔，早在60年代，他便参与了安丘修史编志的工作，他用手中的笔，怀着对历史的谨慎的敬畏之心，忠实地记录了安丘发展的历史，见证了安丘的风风雨雨。

新编《安丘县志》之所以能获得嘉奖，不仅仅在于形式上，新编《安丘县志》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支撑延续而来，在安丘档案局我们也查阅到了留存下来的多部安丘县志，从历史到现实的变迁中，安丘县志必然是历经沧桑，在揭开这段故事前，我们先从安丘名称的由来说起。
安丘名称的由来，源于渠丘。
春秋时便非常知名，当时属于莒国，并在此封地，称渠丘公，公元前431年，莒国为楚国所灭，后来渠丘的土地归于齐国。
公元前221年又被秦国统一，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四年），楚汉战争中，汉将韩信与楚将龙且在县东的潍河交战，并且斩了龙且，统一了齐地。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些巩固封建政权的措施。
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七月封将军张说为“安丘懿侯”，食邑古渠丘地三千户，国名“安丘”。
那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把渠丘改名为安丘呢？汉王朝之所以不沿用旧名，是因为渠丘的地理位置险要，据资料记载：“渠丘地处东方边陲，远离京师长安，不易控制，而且其地东枕潍水，西有汶河，岗峦起伏，形势严固，为齐之东卫要地，封将军为候在此镇守，即可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迅速安定封建秩序，又符合战乱之后人心思安的现实”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置安丘县。
后曾更名诛郅、牟山、辅唐、胶西等，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改胶西为安丘。

安丘历史悠久，文献也很多，但未见有元朝以前的地方志流传下来，直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志书的编写，明成祖朱棣更是视为国之大事。
1412年，明成祖颁布了《撰写志书凡例》，其后六年，又诏令编写郡县志。
至明嘉靖后期，志书的编写已成鼎盛之势，延至明万历年间，修编县志已达普及的程度，安丘县第一部县志就编纂于这一时期。
明万历十三年，江西弋阳人熊元调任安丘知县，对县志的编纂非常的重视，文献是这样记载的，“下车之初，延问父老，知邑志久阙”，知县熊元经过调查，了解到安丘只有一部嘉靖癸未进士、前吏部郎中黄祯未完成的县志书稿，于是决定物色人才，编纂《安丘县志》，那作为安丘县志的开山之作，又是由那些名人编纂？对全国的志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翻阅古籍《安丘县志》，我们可以解读出，除知县熊元全力支持，马氏父子三人执笔编纂外，还有县教谕官杨绍儒、县训导官杨守、王承业负责查阅档案，搜集资料；在职吏部郎中刘希孟、前定兴知县韩必光，在职礼科给事中王孟煦承当顾问，提供史籍。
修志力量之强，在修编县志中也实属罕见。
从记事范围上开始于夏朝的初年，一直到明万历十七年。
共28卷，9.1万余字，体例非常的严谨，并且首创了《俷德传》，也就是给道德败坏者立传，这在其他志中少见。
除此之外，历史久远的景芝酒早已作为安丘重要的物产，理所当然的记载在明万历《安丘县志》中，成为县志的一大亮点。

在历史的脉动中，明朝之后的清朝，安丘历时60余年没有修过县志。
作为安丘的第二部县志——《续安丘县志》是如何编纂完成的呢？清顺治年间，陕西一位人士任周鼎调任安丘知县，此人对文化比较热衷，他发现明万历《安丘县志》“虽典章犁然具在，然详于远，缺于近”，便决心重修安丘县志，写信给京城做官的安丘人副都御史刘祚远和大理寺卿曹申吉，信中的内容主要是问询安丘县志推荐谁来编修，这两位官员看完书信商议后，推举岞山人、进士出身的王训，他才能堪当重任。

《续安丘县志》由任周鼎请王训主编，副都御史刘祚远、大理寺正卿曹申吉负责考订；还聘任了熟悉安丘历史的前开封府通判马夔龙和潞州知县李孟雨为咨询；又请了通晓六书的逄恭作为校对缮写。
之后在康熙十一年（1672），皇帝下诏书修《一统志》，国家征集天下志书，王训又重新绘制了地图，并将总纪、秩官、贡举部分增补至康熙十一年，再次刊印。
之后，刘祚远、曹申吉先后去世，王训又为他二人补了传，将总纪等补至康熙二十一年（1582），次年第三次刻印。
该志共25卷，5.8万余字，卷首有刘祚远、曹申吉、王训、张贞等的序言。
王训出生于1614年，去世于1683年，他从顺治十五年正式修县志，到康熙二十二年去世，二十五年间，他不辞劳苦，反复修订，三次刊印，其献身史志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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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康熙五十五年，曾经在《续安丘新志》中写序的张贞私纂了一部特殊的志书《杞纪》，主要记载的是杞国的历史，志中有地舆图四幅，反映了杞国面貌和周边的概况。

张贞，清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拔贡，选入太学。
他博学多才，被征翰林院待诏，不就，积累材料十余年，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70岁时，在儿子张在辛的协助下，编成了《杞纪》，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方刻印间世。
该书共22卷，17.2万余字，上限自夏太康元年，下限至清康熙元年。
《杞纪》记述了作者亲身考察研究的成果外，还摘引了440部经典古籍中的有关章句。
这种“借他人之笔以写胸臆”的方法在志书中是少见的。
志首有清刑部尚书王士祯的“杞纪题词”。
《杞纪》之后的百余年，安丘未有志书面世，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份很难得的有关景芝酒的历史文献，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乾隆八年（1743年）农历十一月六日，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喀尔吉善给皇上奏折，点了景芝的名，说“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贩运渔利……潜藏影射未能尽无”。
乾隆在该奏折后的朱批赫然入目：“好，应如是留心者也，欽此。
”
然而，景芝酒却尤其难以禁绝。
面对那张留有厚重历史印记的“奏折”，许多人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从奏折上可以看到，除景芝外，当禁的还涉及阿城、张秋、鲁桥、马头等古镇所酿的酒。
现在，这些古镇的酒香已随着岁月的流失消散怠尽，但为什么“景芝”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且日盛一日呢？这是因为景芝地处诸城、安丘、高密三县交界，几个县都管又都不管。
在同一个城墙圈内，居然从街道的中间划界，街边分属三县。
古代的皇权对县以下的地方控制较为疏松，在景芝这里更显得监管无力。
景芝的烧锅虽然众多，但转移灵活，时聚时散，“闻风知儆，亦颇敛迹”，过后“高房邃室”内仍“酿造不辍”，再者，景芝有数千年的烧酒历史，名气大，声望高，自有它顽强恒久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处在康乾盛世，但是在此期间，安丘县志和酒一样显得曲折而赋有生命力，对于《安丘新志》的编纂过程也是几度易主，清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甘肃镇番人谢葆澍来安丘任知县，倡议修志，“邑人士闻之，莫不勇跃景从”。
谢知县建立修志馆舍，拨款采集、篆校，特邀马氏后裔马世珍任总纂。
三年后，谢知县休官归里，马世珍锲而不舍，修志不辍，一人独立完成志稿，定名《安丘新志乘韦》，共十六卷，并写了序言。

那《安丘新志乘韦》是如何变成《安丘新志》的呢？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马步元，字梅生，祖居安丘县城东关。
1889年（光绪十五年）进士。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甘肃正主考等职。
休官回家后，任《安丘新志》主编，首先详细修订了张柏恒增补的《安丘新志乘韦》，将贡举表延至清咸丰九年。
为了区别于私修，除去“乘韦”二字，定名为《安丘新志》，他在编写《安丘新志》的同时，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还编写了《安丘县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课本使用。
当时全国都在编纂乡土志，因为国人日益觉醒,推翻封建王朝呼声高涨的浪潮下,清政府被迫维新,废科举办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下令各州县乡土志。
《安丘县乡土志》开卷在“京师总理学务处奏请通发乡土志例目片”中有“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字样。

《安丘县乡土志》全书分4册16卷，共8.1万余字，记有历史、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政绩录、兵事录等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在马步云编纂的《安丘乡土志》卷十六载中，确切的纪录了景芝酒。
封建帝制结束，进入民主共和时期，在民国三年农历七月，安丘代理县长孙维均作序，《安丘新志》出版。
在此之后，马步元为总纂和知士名人又修纂《续安丘新志》。
然而这部志书依然困难重重。
民国五年三月，《续安丘新志》脱稿，但还没来得及印刷，县城突遭兵祸，公家图籍几乎化为灰烬，《续安丘新志》稿损失过半。
民国七年，安丘知事章光铭请马步元继续修撰志稿。
马步元和知士名人尽全力补残复原，终于在民国九年三月石印出版。
该志25卷，9.8万余字，上限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下限至宣统三（1911）。

自明万历《安丘县志》问世至民国九年《续安丘新志》出版，新中国成立前，安丘先后编纂了四部县志和一部乡土志，上述五部老县志不仅是内容丰富，而且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这与马氏家族热心修志是分不开的。
他们将修志作为家学内容之一，代代相传，为安丘方志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介绍很重视修志工作。
中共安丘县委遵照省、地委指示，于l960年5月初组建了修编县志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编纂《安丘县志》。
这次编志是发动县直有关部门和知情人提供资料，由编志办公室众手突击修纂的。
历时仅半年，于1960年9月底完成县志初稿，打印成册，计45万余字，但这个版本一直未修改出版。

在1978年安丘还出现一部《安丘述略》，此书虽简略，个别内容的提法持不同观点，但却为安丘县保存了一些文史资料，其内容以马文炜所纂《安丘县志》的地理沿革为经，各种参考资料为纬，下限至安丘全境解放的1948年。
志首有孔子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题字和县内名人书画手迹20余幅，对于这部书的作者李江秋，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安丘述略》分25篇，共13万余字，现今搜集到的《安丘述略》铅印本，存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在《安丘述略》“安丘物产”中记载了景芝白酒，景芝镇最大宗出产为高粱（白乾）酒，闻名左近各县，并运销青岛及东北，最盛时期有烧锅72家（糟房），品质居全省之冠，不逊于兰陵美酒，有迎风倒，十里香，及景芝桃花美酒等佳名。

当然酒在县志物产中有着很重要的特色，县志的内容也不单单局限在此，在1982年2月18日，安丘县政府发文成立安丘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五月中旬组建编委会办公室，开始了修编新《安丘县志》这项巨大的综合工程。
新编《安丘县志》在运用旧志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地创新，上限为1840年，下限1987年，着重记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140年的历史。
虽然大事记记至西汉，但是所记条文非常扼要。
该志借鉴旧志书的精华，采用新材料，利用新方法，把安丘的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概貌反映出来，是一部既突出时代特点，又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志书。
1992年11月，历时10年的时间，正式出版印刷，新编《安丘县志》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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